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

司马迁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国（今贵州西部）的国君曾问汉朝使臣道：“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在我国古代西南文明中，夜郎是一朵奇葩。汉王朝开发西南的政策中，离不开夜郎，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也经过夜郎，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奴隶主的反叛时，也欲借重夜郎的精兵十万。于是，“夜郎自大”的成语传播开来。目前，夜郎以及与夜郎研究相关的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请看：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或曰部族联盟。其存在的上限似难确定，下限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约公元前27年）。这一年，夜郎王兴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这朵古代文明的奇葩尽管过早地凋谢了，而它的影响却历久不衰，对它的研究也几乎成为中国西南地方古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民俗史以及考古发掘中的一门显学。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50年来有关夜郎研究和夜郎考古的成绩，为21世纪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1999年11月在贵阳召开了’99夜郎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夜郎存在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夜郎的性质和经济形态、夜郎的族属和民族关系、夜郎的中心区域和都城的定位、夜郎遗迹遗址研究、夜郎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取向、夜郎研究与贵州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订正了部分文献的虚妄不实、相互矛盾之处，为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学者们一致认为：研究夜郎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夜郎”的概念。在时空定位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不确定性，而在探讨它的族属和民族关系时，更应充分考虑到夜郎及其以后存在的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不必过分强调“纯粹血统的民族”。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夜郎本身便是古代民族融合的实体，今天居住在贵州的仡佬、布依、彝、侗、水、壮等民族，与夜郎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学者提出，夜郎的政治中心会因战事、生态环境的改变或权力转移等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而变化。因此，考古和研究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

学者们对夜郎研究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认为它是包括对夜郎文献（汉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者们应力求确立这种新的价值目标，并由此形成新的思路，以期在21世纪的夜郎研究上有较大突破。与会者指出，夜郎以及对它的研究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价值，既体现在弄清楚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实中，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总结两千多年来它的影响的持续不断和人们对它历久不衰的关注上，更体现在今天如何去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上。夜郎考古的目的，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以充分的遗址、遗物来印证文献或口碑资料，建构足以支撑“夜郎文化”的地域和实物基础。这就对以往潜意识或显意识以挖出“夜郎王印”为目标的“夜郎考古”提出了价值目标上的修正。

与会考古学者认为，我国考古学文化已逐步构建了远古文化的纵向发展系列和横向分布状况的时空框架。贵州的“夜郎考古”，不仅应该解决补史、证史的表层环节上的问题，还应介入对贵州早期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构建，建立夜郎文化整体的发展谱系，而夜郎断代考古只是夜郎文化的一个环节。在探讨和确定夜郎的疆域和政治中心时，应该考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和洞穴分布。加强对旧石器晚期遗存的研究，以期建立自身的谱系。